这样的任务笔者亲眼所见，是真实存在的。

大凡国家当权者都会一再声称他们和他们的政策、法律就是符合民众意志和利益的， 是在维护着民众权利的，他们是除了民众利益外再无个人或集团利益可言的。阻力产生的原因， 一方面固然源于传统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陈旧性， 另一方面则是权力往往同利益相关，对某些权力者来说， 他们的权力受到控制和减少，就意味着他们获得的不当利益的减少或丧失。

漆多俊， ：2004 市场国际化、 国际调节及其相关法律问题 ， 《 经济法论丛》 第 9卷，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我们说，公共权力因其滥用而侵犯普通民众的权利， 那民众被侵犯的那部分权利去向何方了呢？原来是被加到公共权力部门所支配的 权利 中去了。我国的改革虽然是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但一方面经济只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不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和受其牵制。由于改革和转型过程的实质是控制权力， 其中必然充满着阻力和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即使对于权力部门内部的自我控制，也需要依法进行。

有个时候常听到企业界一些人士抱怨说： 改革最大阻力来自政府。宏观调控的加强就是改变政府权力对于企业的直接和指令性的管理方式，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和各种政策性工具引导企业的经济行为，达到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协调、 稳定和发展的目的。前面提到的贫富悬殊和城乡差距会深刻影响消费能力的加强，更严重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导致过度的储蓄偏好，压抑消费意欲的伸张。

2010年的选举法第五次修改，废除了对农民参政权的制度性歧视，实现了同票同权，使得城市和农村都按相同的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利于克服社会两重结构的弊端。因而，这一制度设计方案的基本特征是，首先让代议制的讨论范围尽量限定于那些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实行公平分配的租税和财政事务，而暂时对其他政治性问题加以一定程度的冷处理——搁置争议，留待今后适当时候去解决。而宪法理应是个人、社会以及政府之间的核心共识，是现代国家秩序的基石。当然，我们不妨参照城乡分治、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等特殊国情，对这个计算值加以质疑和修正。

要把宪法真正付诸实施，就需要奉行宪法至上的原则，同时加强审判权的功能。法治政府所谓法治政府，就是不仅要以法律作为手段来实施治理，也不仅要树立依法行政的方针，还必须承认法律优越的原则，承认法院在具体案件审理方面做出终局性决定的权力，承认在法律解释方面审判权高于行政权。

以改革应对挑战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持续不景气的背景下，为了消化过剩产能、扩大市场内需而使城市化提速，既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驱动力，也构成一系列非经济的改革举措的突破口。为了维护执政地位，又需要通过强化福利保障制度来争取广大人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机关尤其是最高法院应该扮演宪法卫士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制衡其他权力的根据和力量。为此，当然需要利益磨合、意见竞赛的场所、公平的规则以及忠诚而有能力的代理人。

这意味着改变国进民退政策，掀起新一波的民营化浪潮，刺激私人资本的长线合理行为，造就一批新型经营者，实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同步转型。但是，放权松绑式的行政改革其实具有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意义，往往会招致来自主管部门的激烈抵抗或者巧妙歪曲，也很容易在官官相护的关系网中半途而废、消于无形。在运用国有资产确立社会保障的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设计具有关键性意义。城市化将把更多的农民转变成市民以及白领中产阶级，提高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准，并导致社会两重结构的解体和治理模式的更新。

只有通过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对权力造成有力量的制衡，用法律规则约束政府行为的设想才能真正付诸实施。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客观条件来看，通过审判独立和司法审查形成制衡政府权力的制度化应该从2013年到2015年期间开始，并在2018年左右产生实效。

在这个意义上，推行预算议会的做法不仅要改变各级人大的工作重点，而且还必须改变其活动方式和成员构成。虽然后续的审判程序希望向社会展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也引人深思：在文强诅咒应验之后，只有通过体制的合理化、民主化才能为国家权力解咒，才能重建公民对政府和法律秩序的信任，在这一点上能否达成共识，具有关键意义。

其二，人口普查的最新资料确认中国人口递减之势已经难以逆转。如果审判不独立，人们就会感到求告无门，就会在不信任中产生绝望情绪。通过审判权来制衡行政权，防止强制手段被滥用、公民权利被侵犯，使政府和个人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这是依宪行政的一项关键性制度设计。实际上，不得不借助二元基尼系数加以调整和解释的做法，本身就揭示了在社会两重结构中的整合困境。实际上，没有审判独立，严格适用法律就是一句空话，公共权力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限制。因为这个判决是在考虑了案件的具体事实和特殊情况、各方的具体诉求之后做出来的，可能会对法律是一个补救，对行政机关举措是一个矫正。

城市化将大幅度减少高楼空房率、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使刺激经济的巨额投融资产生实际效益。除了拆解二元社会，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民福利事业投资也是拉动内需消费、体现分配正义、迎接老龄化时代的重要举措。

法治政府是否真正形成，可以把审判权的存在方式、特别是民告官的程序公正和胜诉率作为标准来检测。在过去一年里，有三件事情对中国未来的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值得特别关注。

另一项是在2004年开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法治政府，主要是在迄今为止的行政改革的延长线上适当重组行政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何况在政治改革初期阶段，以预算为中心的议会有利于通过适当限制和逐步调节民主化的范围和速度的方式，保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稳定。

换个表述，也就是实施财税民主。也就是说，选民有兴趣并且有能力立即参与的乡镇人大和县级人大应该立即全面实行预算议会的做法，在2018年以后再渐次扩大到省、市、自治区乃至全国。其三，今年重庆发生的事件，以极其戏剧性的方式表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和肆意妄为，加剧了权力结构的裂变以及政府诚信危机，凸显了社会治安政策的尴尬。要及时建立和健全各种福利制度，就需要把国有企业所持股份的相当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转让给民间，用出售国有股份所获得的巨额款项来填补支付缺口、完备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

更重要的是，对全国预算案的实质性讨论势必刺激地方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力量有兴趣到中央的公共论坛讨价还价，从而有助于在推动地方自治的同时保持中央的凝聚力。为了防止这样的结局，加强行政改革的实效，必须借助民意的支援来压制抵抗势力，适当加强舆论监督。

一项是笔者从2003年就开始主张的预算议会，涉及有序民主化的路径。如果能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采取这些开源节流的举措，一个小而强的政府与一个大而全的社会相结合、中央统筹和地方能动相结合的新体制就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

站在这样立场上来看行政改革，首先需要在政治层面准确地界定信息的公开度和言论的自由度。在这里，社会上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国家机关内部的政策争论也是在所难免的。

鉴于结构性腐败和乱象的蔓延速度，还有必要形成这样的清醒认识：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也不宜轻易受到外界的干扰。通过制度设计，可以很好地把国有企业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调整与完备以及治理方式的转换有机结合起来，也可以很好地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衔接起来，还有利于各种利益群体和政治力量在编制和审议单纯的财政预算的程序中学会妥协的技巧，逐步提高人民代表从事政策竞争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如果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少数派或普通个人应该获得胜诉的判决。在这层意义上，司法机关是可以对立法权、行政权加以制衡和某种纠正的，审判也可以成为弱势群体、少数人乃至个人推动社会进步、推动制度变迁的渠道。

关于法治政府的制度设计，基本的宗旨是确保国家权力的中立性，通过独立的、专业化的公务员系统和行政过程透明化来防止公共决策偏袒某个利益集团，防止出现选择性执法的流弊，防止公器的私用和滥用。为了维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需要采取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企业倾斜政策

进入专题： 劳教制度 。事件披露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劳教制度的这些漏洞，也与中国总体进步的人权状况不相符。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７日，在广州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逛街时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被广州市黄村派出所带回讯问，并以三无人员身份被转送到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收容站内被毒打致死。